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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对王安石的成见

时刻:2019-06-11 来历:文学自在谈 作者:陈歆耕 本文字数:6445字

  一

  近期因涉猎一些史料, 忽生重读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的主意。这一读, 竟然读出不少“刺”。有“刺”在喉, 干脆一吐了之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,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, 教师讲我国通史, 赞誉王安石是“我国十一世纪巨大的政治改革家”。由是便对王安石激宣布稠密的好奇心, 很想以他为核心分子, 写一部前史小说。

  课余网罗王安石的史料, 最首要的是读了北大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, 以及触及宋代日子风俗的书本, 摘录了数百张卡片。由于多种要素, 小说未写, 但对王安石变法有了开端的了解。

  再后来读到了林语堂版《苏东坡传》。该着简体字版在我国大陆刚问世时, 是一部风行一时的畅销书。书中有很多文字触及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的品格形象, 底子皆为负面评述, 责备变法存在的问题, 露出王安石品格中可谓极端“丑恶”的一面, 使王安石的形象在愚夫心中产生了严峻歪曲, 最少我不再以为王安石是一位多么巨大的革新家和治世能臣, 写小说的热情也荡然寂灭。

  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, 向来也被文学界推重为人物列传写作的典范性著作, 热情汹涌, 文字高雅, 对传主的描写精美入微, 具有激烈的艺术感染力。林语堂是多么人物?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, 虽无法与鲁迅相提并论, 但也是排在前十位的大师级文学家。他学贯中西, 面临东方说西方, 面临西方说东方, 尤为世人所称道。但这次重读他的《苏东坡传》, 却屡次如梁启超读《宋史》般“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”。该着最大的问题, 在误征某些不实史料, 在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褒贬失当。东坡是天才级的大文豪, 这固然是文学史家之一致, 但不等于东坡先生是一块无瑕之白璧, 更不是一尊神。完全不用要为了把东坡描绘成“完人”, 不吝过度贬低压制另一位在某些方面或许比东坡更巨大的前史先贤。

  二

  详论王安石变法成败得失非本文宗旨, 且已有很多着作和学术文章做过研讨剖析。先来看看林版《苏东坡传》在贬低压制王安石时的几处“硬伤”。

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对王安石的成见

  林语堂先生为了证明王安石变法存在的问题, 列出“变法派” (当权派) 与“对立派”两大阵型的名单 (“变法派”12人, “对立派”26人) , 以此阐明, 支撑、推广变法者除王安石和支撑变法的神宗皇帝外, 皆是一批“野心大, 精力足, 阴恶而诡诈的小人”;而“对立派”阵型中, 则有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范仲淹等一批巨公重臣、正人、巨人。 (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第94-95页, 湖南出书社, 2013年10月版) 且不管以支撑和对立人数的多寡来阐明变法的合理或过错是否允当 (名单仅仅列出朝廷官员, 并无更有说服力的民意数据或社会调查作支撑) , 也不管简略地将“变法派”官员一概斥为“小人”, 将“对立派”皆视作“正人”, 以此来证明王安石的孤立无助, 是否具有说服力, 仅就“对立派”阵营中的巨人、重臣、文学家范仲淹来看, 林语堂先生明显犯了一个知识性的过错。

  愚夫查阅多种范仲淹的列传, 确知范仲淹的生卒年月皆为宋太宗端拱二年 (989) 至皇佑四年 (1052) , 享年64岁。而王安石正式推广变法在熙宁二年 (1068) , 此刻范仲淹谢世现已16年。即便往前推, 39岁的王安石上呈的那道论说革新图强理念的万言书《上仁宗皇帝书》时 (1059年) , 范仲淹也已谢世7年。 (刘成国《王安石年谱》长编之二第472页, 中华书局, 2018年1月版) 不管怎么计算, 范仲淹早已是作古之人, 怎么或许从墓地里复生, 成为熙宁变法的“对立派”?愚夫置疑这是否简体字版翻译出书有误, 便又找来香港六合图书出书公司的繁体版对照, 发现范仲淹的台甫也赫然列在“对立派”阵营。 (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第107页, 香港六合图书出书公司, 2009年2月版)

  愚夫百思不得其解:博学多闻、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, 怎会犯如此初级的知识性过错?莫非是在英译汉的进程中, 翻译者犯下的技术性过失?那么, 两家出书社那么多编审人员怎么会没有看出来?

  别的, 从政治理念上考量,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。虽然庆历新政好像中医的那根针, 没有扎入穴道就夭亡了, 但他针对宋王朝各种弊政提出的革新行动, 为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精力所一脉相承;或许换一种表述, 也能够说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连续和深化。就算范仲淹能活到王安石变法时, 他也不或许成为变法的“对立派”吧?

  此其一。

  三

  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点评王安石是个“怪人”:“徒有基督救世之心, 而无圆通机敏处人治世之术。”然后笔锋一转, 批判王安石是一个“不实践的抱负主义者”:“假使咱们说抱负主义者指的是不注意自己饮食和外表的人, 王安石正好便是这等人。”愚夫感到奇怪的是, 林语堂是用什么样的逻辑, 将抱负主义与不注意饮食和外表勾连起来的?林语堂持续描绘:“王安石的衣裳龌龊, 须发缤纷, 外表肮脏, 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。苏洵在《辨奸论》那篇文章里描写王安石说‘衣臣虏之衣, 食犬彘之食’。又说他‘囚首丧面而谈诗书’。” (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第72页, 湖南出书社, 2013年10月版) 且不管林语堂经过不讲卫生等日子小事, 来美化王安石形象, 从而否定他的变法理念, 是否具有底子的内涵逻辑, 愚夫想从而指出的是, 林语堂先生多处引用苏洵文章《辨奸论》, 来丑诋王安石的品格形象, 是《苏东坡传》的又一“硬伤”。

  现留存于世的苏洵文章《辨奸论》, 文中虽未指名道姓骂王安石, 但其间文字, 读过之人皆以为暗射的是王安石, 文中还说:“今有人, 口诵孔老之书, 身履夷齐之行, 收招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, 相与做作言语, 私立姓名, 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, 而阴贼险狠, 与人异趣。”“凡事冷若冰霜者, 鲜不为大奸慝……”苏洵为苏轼、苏辙之父, 唐宋古文八咱们之一。此文将王安石的姓名与前史上臭名昭着的奸臣同列, 用语刻毒, 撒播甚广, 影响甚巨。从文章自身看, 并无坚实的现实根据作支撑, 仅从衣冠不整之类日子细节上升到“大奸慝”“阴贼险狠”的品格高度来攻讦, 并不令人信服。但因相传为苏洵文章, 简直成为千古名篇。这一盆污水泼了近千年。在今人搜集的苏洵文会集, 仍能读到此文。 (《苏洵集》第129页, 中州古籍出书社, 2010年5月版)

  对苏洵文章的真伪问题, 清代学者李绂、蔡上翔就已提出强有力的质疑, 首要观念为:《辨奸论》始见于南宋绍兴初年守旧派活泼人物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《闻见录》, 书中诽谤王安石文字甚多, 明显是借苏洵之名夹藏“私货”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载苏洵《嘉佑集》为十五卷, 明嘉靖张镗刻本亦为十五卷, 其间并无《辨奸论》。而《辨奸论》实见于《老苏文集》二十卷, 应为后人补入。欧阳修为苏洵写的墓志、曾巩写的哀辞, 以及二人全会集, 均未议及《辨奸论》。最重要的是该文所诽谤王安石的骂语, 与实践景象不符:欧阳修于宋仁宗嘉佑元年 (1056) 荐王安石于朝, 王安石也一起得到曾巩、文彦博等很多老臣激赏, 所谓“囚首丧面”状让人不行思议。王安石自庆历二年 (1042) 中进士, 至嘉佑年间结交皆贤士, 何来文中所谓“好名之士, 不得志之人”?苏洵卒于英宗治平三年 (1066) , 而王安石推广新法于熙宁二年 (1070) , 其时苏洵已离世四年。生前他只在餐桌上见过王安石一面, 连言语沟通都没有, 凭什么就作出如此多的狠毒攻讦?从文本剖析, 该文“支离不成文理”“乱杂无章”, 底子不似出自负文豪苏洵之手。 ([清]蔡上翔《王荆公年谱》第151页—153页, 上海人民出书社, 1973年8月版。拜见王昊《近五十年来〈辨奸论〉真伪问题述评》, 《社会科学阵线》2002年1期第261页)

  梁启超在《王安石传》中, 则用尖锐言辞批判邵氏《闻见录》:“邵氏之流, 以诬荆公 (王安石) 并诬害明允 (苏洵) , 其鬼蜮之丑相, 吾实无以测之, 独恨后之编史者, 悉奉此等流言以为实录, 而沈沈冤狱, 遂千古而莫伸也, 吾亦安能已于言哉?” (梁启超《王安石传》第93页, 商务印书馆, 2018年1月版) 虽然史学界环绕苏洵《辨奸论》的真伪问题, 争辩了数十年, 南北两位重量级的学者邓广铭与章培恒为此打过笔仗, 但有一点清楚明了:别管《辨奸论》是邵氏伪作, 仍是邵氏录入别人伪作, 甚或确证为苏洵之作, 文章自身都是脱离底子前史现实, 缺乏采信的。愚夫在考研争议各方观念时发现, 有些学人在所谓“版本学”中考证来考证去, 在“草蛇灰线”中索引来索引去, 却偏偏在“知识”中迷失。苏洵不是神仙, 不或许在熙宁变法四年前就猜测变法存在“问题”;即便他再多活四年以上, 这样一位大文豪如此丧失理智地谩骂王安石为“大奸慝”“阴贼险狠”, 也是不行幻想的。

  但林语堂先生却诲人不倦地对《辨奸论》加以援引, 用以诽谤王安石的品格形象, 实在是有失一位大师级作家和学者的水准。好端端的一部《苏东坡传》, 因掺入了很多相似《宋史》《邵氏闻见录》这类秽史史料, 散宣布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。每读至此, 愚夫总不由得又一次“废书而恸也”。

  

  王安石在神宗皇帝支撑下推广变法, 激起的滔天巨浪可谓前朝未有。变法与反变法之争议, 两边都表现出真理在握、气势如虹的状况, 都高举忧国忧民的旗号。对争辩的概况, 有多种论着能够阅览, 不用在此赘言。

  在《苏东坡传》中, 林语堂明显站在“对立派”一边, 对新法加以冷言冷语。尤为林语堂所不能容忍的, 是“变法派”对御史台谏官的贬黜 (林语堂谓之“铲除异己”) :先后被外放、降职的官员到达十四人, 有的是定见不被选用自动请辞;其间, “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”。

  司马光是“对立派”的旗号性人物, 苏东坡是司马光的同路, 是反变法最为急进的人物之一。他的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》, 最为林语堂所欣赏, 评之曰:“其个人气质与风格, 其机敏学识与大无畏的精力, 都清楚明了。愤恨的争辩与镇定明晰的推理, 交互呈现。有时哀痛讽刺, 苛酷批判, 率直直爽, 逾乎寻常;有时论辩对错, 引用经史, 以畅其义。为文工巧而真挚, 言出足以动听, 厚意隐忧, 因事而现。”东坡文章豪情万丈, 绮丽飞扬, 那是没说的;但苏东坡与司马光反变法的核心理念明显是错的, 其源头来自《论语》中的“正人喻于义, 小人喻于利”。正如司马光在《与王介甫书》中所说:“使彼诚正人, 则不能言利;诚彼小人耶, 则困民财是尽”, “盖善恶者, 正人、小人之分, 其实义、利罢了”。关于司马光的责备, 王安石四两拨千斤, 悄悄就将其挡回去了:“为全国理财, 不为征利。”“反变法派”完全混杂了正人之“利”与小人之“利”的差异。不管国家仍是个人, 都离不开“利”, 不然, 国家怎么富国强兵, 大众怎么锦衣玉食?要害在怎么对待“利”。“小人”为一己私益不择手法, 而正人爱财, 取之有道——特别是为处理宋王朝冗兵、冗官、财竭的窘境而为“全国理财”。这正表现了范仲淹、王安石忧患全国的我国传统士大夫的最高品格地步。

  其实, 史家简略地将东坡归之于“反变法派”, 并不尽之合理。东坡先生终身都是一个独立不羁、勇于直言、满肚子“不达时宜”的人。在熙宁变法时, 他对立变法, 放言无忌;在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的元佑更化时期, 他照样对立司马光不管实践意气用事。对司马光尽废免役法, 他讽刺说:“相公此论, 故为鳖厮踢 (鳖彼此踢) 。”司马光不解何意:“鳖安能厮踢?”东坡说:“是之谓鳖厮踢。”司马光理解是讽谑自己, 阻挠东坡再议。东坡曰:“岂今天作相, 不许轼尽言耶?”司马光不悦, 仍坚持完全废弃免役法。东坡回到学士院, 连骂司马光:“司马牛、司马牛。” (江永红《司马光传》第381页, 作家出书社, 2015年8月版)

  苏东坡的巨大, 不只在于其独立敢言的品格魅力, 才华横溢的诗文成果, 还在于他一直有着一种反思和自省的精力。林语堂先生大约还疏忽了苏东坡在熙宁变法之后, 对推广新法的情绪改变。他在给相同曾对立新法的友人滕达道的一封信中说:“某欲面见一言者, 盖为吾侪新法之初, 辄守成见, 至有异同之论, 虽此心耿耿, 归于忧国, 而所言差谬, 罕见中理者。今圣德日新, 众化大成, 回视向之所执, 益觉疏矣。” (《苏轼文集》卷51《与滕达道书》, 中华书局, 1990年点校本) 对“新法之初, 辄守成见”“所言差谬, 罕见中理者”, 已有自省。林语堂先生企图将东坡描画成所言皆真理的“完人”, 恐怕反倒是拉低了东坡的品格地步吧?

 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我国士人中罕有的正人、圣人, 虽曾因政见不同而有过抵触, 但彼此容纳, 成为前史美谈。宋神宗元丰二年 (1079) , 苏东坡因写讥切时弊的诗文, 遭人构陷, 被拘捕入狱, 处于随时或许被送上断头台的风险地步, 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有不少官员上疏解救。已退隐金陵的老宰相王安石发话: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”王安石虽已退隐, 但在神宗心中仍有极大重量。此案“以公 (王安石) 一言而决”, 东坡免予一死,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。 (见《诗谳》, 转引自曾枣庄《论乌台诗案》)

  元丰七年 (1084) , 王安石退居金陵, 时年64岁, 老病缠身。东坡“自黄 (州) 往北”, 特别访问王安石, “日与公游, 尽论古昔文字”。王安石叹气谓人曰:“不知更几百年, 方有如此人物。”两位巨人名贤, “相逢名胜, 歌咏华章, 文采风流, 照射千古, 则江山亦为之壮色”。苏东坡甚至欲在金陵买田造屋, 与王安石为邻, “老于钟山之下”。 (刘成国《王安石年谱长编》之六, 第2149—2153页, 中华书局, 2018年1月版) 对这两位名震朝野的巨公名贤的相逢, 正史别史均有很多记载, 既显示出他们逾越庸常之辈的才思, 也向世人呈现出广博的胸襟。

  林语堂先生何以为了凸现苏东坡的“完美”, 总要不时歪曲王安石的品格形象, 把二人描绘成耿耿于往事恩怨的“敌人”?在援引史料时, 林语堂先生对真伪不加鉴别, 凡诽谤王安石的记载, 不吝翰墨采录并加以发挥, 使得这部列传在史实与史识方面, 皆充溢过错与成见。也可见, 林语堂先生的品格思维地步, 与他笔下的传主比较, 不知要相差多少个量级!

  

  林版《苏东坡传》对“变法派” (包括支撑变法的神宗皇帝) 排挤、贬逐持异议的御史台谏官和重臣, 是持批判情绪的。初读此传, 愚夫也十分认同。但在旁涉其他相关史料和学人的研讨着作——如罗家祥《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》 (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, 2002年1月版) 、虞云国《宋代台谏准则研讨》 (上海人民出书社, 2014年8月版) 等后, 觉得林语堂的观念仍有失偏颇。

  林语堂先生以为, 宋代御史台的监督效果, “与现代的新闻言论大致相似”。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略。御史台本质上仍是皇权、人治的东西。对御史台官员的委任, 对其谏议是选用仍是回绝, 全在皇上的耳朵是打开的仍是闭着的, 全在皇上喜爱谁或厌烦谁, 对皇权并不起任何制衡效果。皇上要用谁, 即便你弹劾该人的奏章击中要害, 也能够不闻不问;皇上不想用谁, 即便你的弹劾奏章“传闻言事”、惹是生非, 也照样借“刀”将某官员搞掉。宋王朝皇帝故意选用“异论相搅”的战略, 使政见相左甚至怀有敌意的大臣同处一朝, 彼此控制, 以此消除重臣权利对独裁君主集权的潜在要挟。 (罗家祥《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》第7页, 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, 2002年1月版) 而宋代御史台官员的病态品格, 也使御史台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“怪胎”:官员“必以诋讦而去以为贤, 习以成风”, 为达此意图, 常常用语刻毒而无事生非, 甚或编造谎言进行人身攻击, 将对方置于死地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东坡都曾受到过相似的攻讦。宋神宗、王安石主政时, 由于每有新政出台即朝议汹汹, 但又不见有人提出消除弊政的具体措施, 只得调整、贬逐御史台官员, 使得新政得以遵循, 在其时形式下并无不当。

  对御史台官员的替换、调整、贬黜, 成为北宋朋党之争的一个遍及手法, 既非从王安石任相开端, 也未因王安石的离去而停止。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、实施“元佑更化”时, 相同也是委任一批支撑废弃新法的官员, 使得“更化”四通八达。

  在梁启超眼中, 王安石的道德文章、执政才能都是超凡的:“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, 其时令岳然如万仞之壁, 其学术集九流之粹, 其文章起八代之衰, 其所设备之事功, 适应于年代之要求而救其弊。”“若乃于三代之下求完人, 惟公庶足以当之矣。” (梁启超《王安石传》第5页, 商务印书馆, 2018年1月版) 王安石是不是梁启超所说的那样的“完人”, 且容再议。但梁启超着《王安石传》, 并未如林语堂那样, 用同为巨人的苏东坡来做“垫脚石”, 无疑要比林版《苏东坡传》高超多了。

  王安石谢世后, 苏东坡在为皇上起草的《赠王安石太傅敕》中, 高度赞扬王安石:“朕式观古初, 灼见天命。将有十分之大事, 必生希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, 学贯千载:智足以达其道, 辩足以行其言;瑰玮之文, 足以藻饰万物;异常之行, 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, 靡然变全国之俗。具官王安石, 少学孔孟, 晚师瞿聃。罔罗六艺之遗文, 断以己意;糠秕百家之遗迹, 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, 冠群贤而首用……” (《苏东坡文集》第2217页, 北京燕山出书社, 2009年12月版) 林语堂先生不会以为, 东坡笔下皆昧心之语吧?

  “执政不蓄势, 在野不蓄财”, 这是流行于民间的对王安石的赞誉, 可谓点睛之语, 精彩备至。

  林版《苏东坡传》能够不看了。等待新的史学、文学咱们, 重写一部高品质的苏东坡传。

    陈歆耕.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的成见与硬伤[J].文学自在谈,2019(03):47-5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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